俞月亭

                     八

在日本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当时我们住在东京最繁华地区银座的一家大酒店里，有一天晚上，刘大印跑来找我，讲他与李栋的关系。李栋是《聊斋》录制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录制总部的负责人，又兼剧本统筹，既管行政也管业务，担子很重，工作很忙；刘大印是总制片，这个职务也是个既要管业务也要管行政的（各个摄制组内部行政事务），所以两人常常会因职权范围问题发生矛盾，而其中主要是钱的问题。李栋认为自己是总部负责人，管钱当然是份内的事，而大印认为自己既是总制片，总部拨给各个摄制组的钱当然应该由他具体支配了。大印认为李栋管得太宽，太紧，把他的权剥夺了。他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自己虽然名义上是总制片，实际上没有总制片的权，感到很委屈，说着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山东大汉竟然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只能作些安抚，表示我会找李栋谈谈。好不容易将大印劝走，刚关上门，李栋敲门进来了。他一坐下也是谈与大印的矛盾，说他如何指挥不动大印，大印如何不把他放在眼里，许多事情根本不同他通气，自作主张，说着说着，居然也眼圈发红起来。我知道他们间有矛盾，却不知道矛盾有多大多深，听了他们的哭诉，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毋庸讳言，这两个人是我拍《聊斋》的左膀右臂，是整个《聊斋》总部的顶梁柱，可以说是缺一个都不行的。但在日本，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推销《聊斋》，为《三国》筹款，而且日方一直不肯爽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一致对外”，争取谈判成功，无暇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只能等回国后再来解决。我把这个想法向他们说明，这两个人还是很识大体的，后面几天还是同心协力，集中精力对付日方，终于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

回国以后，处理完手头一些积压的紧急事情，有一天我把两人请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今天我们就来解决两位的问题。你们相互间看来意见很大，今天我们就面对面把问题摊开来说。你们两位在我们《聊斋》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都清楚，现在《聊斋》已完成大半，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合作，共同把《聊斋》工程完成，当然最好，既然合不来，《三国》我们就不搞了；如果实在不行，那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散伙，你们爱去哪里去哪里，我不怕丢面子，既然你们不能同心协力，《聊斋》也是搞不好的，与其搞不好，不如不搞，这是我一贯的态度。现在就请两位发表意见吧！”我这样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知道他们离不开《聊斋》，也舍不得《三国》，真要他们撒手，谁都不肯的，便故意把这话来激他们。果然，我看见他们都一愣，显然都没有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冷场了好一会后，还是李栋先说：“我们俩的矛盾都是工作上的矛盾，其实目的都是为了把《聊斋》搞好，有始有终。你也很忙，我看这样吧，我们的问题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决吧，我相信我们能解决的。大印，你说呢？”大印也顺水推舟，说：“李栋说得对，我们自己可以解决，你放心好了。”李栋又补充说：“我们回去就谈。”我相信他们肯定会相互作些让步，尽管不可能彻底解决矛盾，至少不会影响工作，便说：“对你们，我也用不着说客套话，从心底里说，我当然希望《聊斋》善始善终，还希望在我们手里能把《三国》拿下来，我这把年纪了，估计这也是最后一件工作了。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大家要合作得愉快，如果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闹得不开心，那又何苦呢。事业固然重要，友情也重要，身体更重要，如果我们因为搞《聊斋》《三国》而相互间从朋友变成了敌人，那就得不偿失了。你们回去也用不着急着谈，还是先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谈，效果可能更好。你们说呢？”两人都说：“对，对，你说得有道理，我们回去先想想，然后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谈，我们会把结果向你汇报的。”就这样，他们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第二天早晨，我刚起床，李栋的电话就来了，他说他们谈了一个通宵，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保证一定把《聊斋》善始善终，接下去还要一起搞《三国》，请我放心。

应该说，这两个人都是能人，两个人的思想都很开放，很活跃，点子很多，而且气魄都很大，有许多想法都情投意合，加上一个擅长笔头，一个擅长实干，如能取长补短，通力合作，是可以做不少事情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但就是因为两人都太能干了，都是做领袖的人物，谁也不愿意受谁领导，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山难容二虎”。果然，在我被免职后不久，他们的矛盾很快白热化，加上有人从中利用矛盾，终于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了电视台，一个去了北京闯荡，一个回了老家广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