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聊斋》

 

                                            十

 

有一种情况在一般的电视剧组恐怕也是很难得见的。

我们拍《聊斋》，总部与剧组的经济关系是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在双方协商确定承包经费额后，总部拨足经费，多不退，少不补，到规定时间交片子审查，直至通过，承包合同结束。这种方式在今天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但在八十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可就是在这种关系下，剧组居然将千方百计省下的钱，交还给总部，这种现象，在如今恐怕是看不到了。

由牛犇任导演、王峰任制片主任的《陆判》剧组，按合同上下集共拨款12万元。这个剧组拍摄条件很艰苦，为了体现剧中十王殿鬼气阴森的特定环境气氛，他们选择在安徽省休宁县祁云山顶的寺庙作外景地。从祁云山脚到山顶要步行十五里路，山上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一天，剧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老百姓家里买了二十个鸡蛋，把鸡蛋连壳煮熟，照顾身体不好和最苦最累的同志。制片主任王峰那几天正好身体有病，却硬撑着捂住肚子蹲在地上指挥。剧务把一个鸡蛋偷偷塞进王峰的裤兜。王峰一摸是鸡蛋，人多，不便说什么，只点了点头，便将鸡蛋偷偷地塞进了导演牛犇的兜里。牛犇已经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是全剧组最累的一个，但他一摸是熟鸡蛋，二话不说，又给了饰演男主角陆判的马戈，因为马戈是全剧组年纪最大、演戏又演得很累的一个……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片子全部完成以后，他们居然还给总部上交了17236.89元。还有如《婴宁》剧组节余了10966.71元，《莲香》剧组节余618.31元，《阿宝》剧组节余4478.58元，《鲁公女》剧组节余1337.67元，《连琐》剧组节余10073.45元，《狐侠》剧组节余3830.26元，等等，连停机整顿五十多天的《花姑子》《翩翩》剧组，损失了25000元，他们自筹资金补上以后，还节余了21100元。看起来，这些节余上交的款额并不多，但要知道，总部拨给他们的全部资金也不过10万至12万（两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所包含的意义，虽然这些剧组的主创人员大都是外请的，但他们都把《聊斋》看成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都乐意为《聊斋》工程作出自己的贡献。著名导演赵焕章带《生死情》剧组到上海某郊县出外景，戏拍完一结账，钱不够了。外景地也不客气，钱不交够不让走人，不然就扣下服装道具做抵押。剧务一看不妙，挺身而出愿留下做人质，赵焕章知道后当即拿出所带的私房钱，其他人一见赵导带头了，也纷纷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这才凑足数把账结了。而这时他们应得的劳务费还一分钱没拿。像赵焕章这样的大导演一生导过多少电影，何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事？但这样的事在《聊斋》剧组并不希罕。有什么能比这种精神更可贵的呢？

为《聊斋》作贡献，在《聊斋》总部表现得更为突出。总部的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外请的临时工（后期增加了几个新分配到本台的大学生），但没有一个在报酬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当时总部的人最爱说的有一句话：“想赚钱的就别到《聊斋》来！”87年几乎整整一年，总部人员出差，基本上都不报途中和住勤补贴，不拿加班费，不发奖金，全年福利费开支一共只有86.10元。一直到1988年春节，总部才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了60元过节费，倒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南昌电影创作研究所所长张刚实在看不过去，用所里的钱给每人加发了100元。当时社会上流行拉赞助拿回扣，比例是很可观的，但总部的人出去拉赞助都不拿回扣，李栋先后拉回的赞助上百万，就一分钱回扣也没拿。总部不仅以身作则，还将这种艰苦奋斗、乐于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通过一期期简报向顾问、委员、各摄制组等全体创作人员报告，使这种精神在所有创作人员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扬。    

《聊斋》工程上马不久，就有人出于某种动机，写信给市检察院检举，说总部经济管理十分混乱，负责人经济不清，市检察院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总部检查账目，查了几天，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倒是被总部工作人员为振兴福建电视剧的精神和气魄，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深深感动了，表示要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向领导汇报。工程进展到一多半时，又有人写信向上级领导部门举报，说是《聊斋》总部存在严重经济问题，领导责成我们认真查处，我派了两个很有经验的老财务人员进驻总部，特地交待他们一定要一张发票一张发票核对，不留任何情面，查了一两个月，结果发现所有账目都很清楚，没有什么大问题。有的人到处散布谣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当然地以为参加《聊斋》工程的人都赚足了钱，有朋友告诉我，连省顾委会的有些老同志也在相互传说，凡是《聊斋》片子上挂了名的顾问等，挂一次名都有五百到一千的“顾问费”。有一天，我在向省里某位领导汇报完工作后，他问我：“听说被你们请来当顾问的人都有报酬，就是我没有，是不是这样？”我说：“不但你没有，大家都没有，只有两个人拿过几百元补贴，一个是文学顾问袁世硕，他帮我们审看了许多电视剧本，而且都很认真地提出意见，我们觉得过意不去，才给了他几百元钱表示一点心意；另一个是艺术顾问苏里，他除了当顾问以外，还直接参加了《花姑子》《翩翩》的导演，快七十的人了，还亲自到北京等地去选演员，我们也只给了他几百元钱。其他的所有顾问，我们只给他们送过一套《聊斋》纪念小茶具，一个《聊斋》瓷盘，几本《聊斋》挂历，在北京的几位，有时去看望他们征求意见时送过几包茶叶，除此之外没有送过一分钱，连文怀沙这样快八十岁的一级教授，在三明和西安两次研讨会上都作过精彩的学术报告，我们也没有给过他报告费。不信你可以去调查。他们对我们的无私关怀和支持，使我们非常感动，也感到很惭愧，如果我们有钱，给他们一些报酬是完全应该的，可惜我们太穷了，实在拿不出钱，他们也很理解我们，从来没提过报酬的事。”那位领导无话可说。

广西日报记者王钢在一篇长篇通讯中把《聊斋》工程参与者的这种精神称为“山鬼精神”，按照我国古典文学大师、屈原研究专家文怀沙教授的解释，“山鬼精神”就是“一往深情、无私奉献的精神”。钱江晚报智深记者杜荣进干脆就把他的长篇通讯的标题称为《一往深情拍“聊斋”》。我不敢说所有参加《聊斋》工程的人都具有这种精神，但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参加这项工程的，在先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的确也有许多“山鬼精神”的具体表现。上面叙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待续）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ImgZoom(Id)//重新设置图片大小 防止撑破表格 { var w = $(Id).width; var m = 550; if(w < m) { return; } else { var h = $(Id).height; $(Id).height = parseInt(h*m/w); $(Id).width = m; } } window.on load = function() { var Imgs = $("conte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 var i=0; fo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