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现在回过头来看，《聊斋》实验工程诞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当时我国电视界生产状况说，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的。从艺术质量看，与当时我国电视剧制作总体水平大致适应；从经济运作看，也可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当然，因为电视发展得实在太快，国内很快就出现了电视市场，《聊斋》的那一套做法，很快就过时了，但它的那一套理念却被证明了是对的。我曾于1988年底根据《聊斋》和福建台电视剧部生产电视剧的经验，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论“四条腿走路”》，是谈小台、穷台解决电视剧创作人才匮乏的方法，一篇是《基地化、工厂化、企业化——走电视剧发展新路》，是谈小台、穷台解决资金不足的途径，前者后来被收进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后者发表在《文汇报·文艺百家》，说明这些观点在当时还算是新鲜的。

这里想谈谈《聊斋》的生产方式。前面说过，《聊斋》是依靠在全国各地建立摄制基地的办法，利用当地的人力和财力来拍摄《聊斋》，这对加快《聊斋》拍摄进度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诸多弊端。《聊斋》摄制基地，最多时有十来个，遍及福建、江西、上海、广州、四川、北京、广西、西安、无锡、山东等十来个省市，应该说绝大部分是很好的，主事者确是为了干一番事业，也是对《聊斋》工程感兴趣，所以无论对艺术质量还是经济运作，基本上都能按总部的要求完成，但也有个别基地负责人本身动机就不纯，他不是为了搞艺术，而是为自己有利可图，比如四川第一个基地的负责人本来就是某媒体广告公司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要求我们同意由他牵头在该省建立摄制基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好打着《聊斋》的招牌到处拉钱，还以暂时钱到不了位又等着开机为由，要求总部先借一部分资金“应急”。总部听信了他的谎言，在自己经费就很紧张的情况下拨给他们6万，但他们后来交来的完成片却完全不符合总部的要求，另一部片竟然是用“小二一”的家用摄录机和录像带拍摄的，根本不能用，而且拍摄制作都很马虎，总部要求他们重拍和重新剪辑，他们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连原来说好暂借的6万元钱也赖账不还，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当地媒体上宣布撤销该基地，物色人选重建。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选择基地负责人时一定要非常慎重，最好是总部能派一个自己的人去坐镇或协助，从旁监督，庶几能避免出现纰漏或差错。

前面说过，我们拍摄《聊斋》只是一次尝试，真正的大动作是《三国》。在第一次《三国》创作研讨会上，我们就大体确定了《三国》的摄制方式也将采用摄制基地的办法，即在西安、成都和无锡三个《聊斋》摄制基地基础上充实加强成立《三国》摄制基地，在一个总导演（拟聘请陈家林）统一指挥下，另聘三个导演（拟聘请赵焕章、李新、吴子牛）到三个基地分别执导魏、蜀、吴三国相对独立的戏，然后由总导演拍摄三国交叉部分的戏，再剪辑成片。与此同时，我们还决定用影视套拍的办法剪辑10部电影片。我们还打算通过拍摄《三国》建立一座类似美国好莱坞那样的“东方电视城”，而且已与福清县领导签署了在该县石竹山风景区合作建设的协议，还联合成立了筹备组，资金都有了眉目了。这是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更大规模的实验，可惜因为人事变动而流产，失去了一次实验的机会，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此后不久，张天民调任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曾有意想和我们合拍《三国》，我们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同意，于是他把第一部大制作改为电视连续剧《唐明皇》，请的导演也是陈家林，而且也采用了影视套拍，还在涿州建设国内第一个“电视城”——中国电视城，作为拍摄《唐明皇》的基地，我们未能实现的理想在他手上实现了。）

应该说，我们能在三年中顺利完成《聊斋》的摄制任务，与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的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肩上所承担的光荣和艰巨的责任和使命，给了我们坚持下来的勇气和决心。比如，还在我们筹备阶段，李栋带了几个人去山东找他的朋友、著名剧作家闫丰乐，商谈在山东设立摄制基地、筹款拍摄几部《聊斋》的问题。闫丰乐是我们邀请的剧作家，曾参加宁德创作会议，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省里的有关领导，立刻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苗枫林带了一位副部长和文化厅长、齐鲁书社社长等和闫丰乐设宴招待李栋一行，听取李栋的介绍。小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淄博电视台刚刚拍完14集电视剧《蒲松龄》，向省委打了报告要求接着拍《聊斋》，苗部长认为淄博台不可能组织起像我们这样强的创作班子，实力也比不上福建台，从将来拍出来的电视剧质量考虑，毅然决定说服淄博台取消拍《聊斋》的打算，让给福建台，并决定由闫丰乐负责，带领《戏剧丛刊》三位工作人员在山东为我们筹款，还决定由齐鲁书社出版我们的《聊斋电视剧本集》。正是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由闫丰乐编剧的《乔女》才得以在山东顺利拍摄，并成为《聊斋》系列第一部完成的片子，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广东台原来也准备拍《聊斋》，并已完成一部分剧本创作，也是因为了解了我们的创作阵容和计划后主动收兵。兄弟省市台和朋友们对我们的宽容大度和热情支持不仅令我们感动，而且让我们更加感觉到肩上担子的份量，要是完不成《聊斋》的摄制任务，或者完成得不好，那就是辜负了朋友们的希望，不但对不起蒲公和《聊斋志异》这部古典名著，也对不起苗部长和淄博电视台，对不起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和观众。

外界的朋友们是如此热心地支持我们，但在我们自己内部，却有极少数人一直视《聊斋》如仇敌，天天在睁着眼睛找我们的岔子，唯恐天下不乱。诚然，因为我们毫无制作这么大型电视系列剧的经验，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也在不断总结，不断改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从筹拍《聊斋》到《三国》、东方电视城，三年多时间内，电视台内部的极少数人对我们的怀疑、诽谤和攻击几乎没有中断过。怀疑很正常，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相信一定能成功；但他们的诽谤和攻击却令我们心寒，尤其是其中有一些并不是一般的群众，他们不但从经济上造谣诽谤，还通过他们的特殊身份，利用他们的特殊社会关系，散布各种谣言，闹得从上到下某些思想比较保守、对改革开放看不顺眼的人都跟着起哄，从而对我们的改革实验制造障碍。文汇报记者在上海采访刘大印后写了一篇《小台也能唱大戏》的新闻发表在三版头题，有一个人就坐不住了，抓住新闻中几个数字有出入（那时大印刚到总部不久，对福建台的许多情况尚不熟悉），亲自写了一封四张信纸的长信给文汇报领导，说我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有意歪曲事实吹牛皮，还对我和李栋进行人身攻击，要他们提高警惕不要上我们的当，连文汇报的领导都说这个写信的人胸怀太小了，这种做法“太不道德”。1989年第一期《大众电视》发表了一篇署名“凤竹”、题为《失信的预言》的文章，对我们的《聊斋》、《三国》和电视城的设想进行尖刻的讥讽和攻击，文章作者对我们台里的情况很了解，许多语调也和我们平常听到的攻击如出一辙。一年以后，杂志领导大概发觉对我们太不公平，特派编辑部主任、资深老记者刘振华到福州重新采访，写了一篇长篇通讯配上一组照片发表，算是对一年前发的那篇文章的更正。还有几个人甚至联名向党中央领导人写信，诬告我们是利用谈狐说鬼借古讽今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要求党中央派调查组来福建调查处理。后来听说某位中央领导看了诬告信后笑笑说：“什么借古讽今，我看是讽得还不够。”《聊斋》工程结束后有一家晚报记者来采访我，要我谈谈感想，后来写了一篇《三年辛苦不寻常》的专访在全国许多报纸上发表，简略地记述了我们在这三年中的经历和感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