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1991年3月《聊斋》总结大会以后不久，《聊斋》总部改建为福建电视艺术研究所，由李栋任所长。因为我被免职，《三国》项目也被广电部艺委会收回，交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李栋建议电视台新领导改拍“桂林山水”和“三言两拍”两大系列剧，结果都只拍了一部分，半途夭折。

这期间，李栋和刘大印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公开化，并越演越烈。焦点仍然是围绕着谁来做研究所的第一把手。

对于我的下台，应该说他们都是同情我的，在开始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联合起来多方设法企图挽回局面，他们还曾联名写信给省委某领导希望收回成命，让我继续留任。待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以后，他们被迫改变策略，转而为争取研究所的领导权。要争取领导权，就得给新领导好印象，取得新领导的信任，就得研究新领导的心理状态和喜怒哀乐，就得想办法去迎合，因而也就难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这在今天的社会里，应该都属于正常现象。

但两人的结果都不太妙。竞争的结果是李栋得胜，他被任命为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大印不甘做他的部下，便辞职只身到北京闯荡。

李栋的点子很多，“野心”很大，还在《聊斋》工程后期，他就提出过许多设想，除了《三国》和“三言两拍”、“桂林山水”两大系列，还有“中国成语系列”、“中国万花筒”、“中国气功”、“中国名山”、“中国少数民族风情风物”、“中国古代名桥”、“中国书画”系列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西部大监狱》等等，他把这些事情想得很美很容易，但除了《三国》，其他都被我压下了。我了解他的性格，在质量与数量之间，他似乎更看重数量，而我恰恰相反，我是坚决主张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来尽量争取数量（我曾向电视剧部提出过“好、快、多、省发展我省电视剧创作”的口号，很明确地把质量放在第一位）。那时候，我手中有权，我可以驾驭他，不让他分心，让他一门心思抓《聊斋》的质量，有始有终。后来的情况就变了，李栋的许多设想，有许多都被采纳了，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据说为此有关领导还被宣传部长叫去批评过一通，说他不考虑自己的条件和能力，盲目乱干。结果是折腾了几年，“三言两拍”、“桂林山水”两大系列都没有完成，其他更不要说了，倒是引出了一大堆问题，李栋身上那些在《聊斋》总部时暂时得到抑制的毛病很快复发，且无所顾忌，终于导致无法在福建台立足，据说有的人也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劝他离开电视台，淡出人们的视线，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让他自己去办一个电视剧制作公司。这样，李栋便找了一家台湾老板合作，开始筹拍电视剧《南少林》，折腾了大约一年多吧，搞不下去了，把剧本连公司招牌一起卖给了台湾老板，自己则带着老婆回了老家广西，到电影制片厂筹拍电视连续剧《李宗仁归来》，折腾了一两年，又搞不下去了，据说还赔进了不少老本。此后便没有再听说搞什么了。再不久，便看见报纸上有消息说，他在南宁开了一家桂林米粉店，卖小吃了。他的事业基本上就到此为止。2002年的8月18日，刘大印从他的老家山东枣庄打电话给我，说有人留电话给他，李栋去世了，问我知道不知道，我急忙向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中心打听，他们也刚刚收到讣告，说是8月17日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这年他刚刚61岁。

自从李栋当了电视台制作中心副主任以后，与我的关系渐渐疏远，据说他对我有一些看法，有些明显是误会，但我也没有找他解释，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一天他和老婆带了一辆他的外甥开的大卡车来福州搬家，我们从1991年以后一直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住在两幢楼，其实中间只隔着五六米宽的过道，平时站在阳台上都可以说话的，但那几天他始终不跟我照面，一直到东西全部搬上汽车，快要走人了，连一个告别电话都没有，后来还是我赶紧下楼去站在汽车旁边和他说了几句。那时我还想，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聊聊天，不曾想他这么快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身体从外表上看是不错的，特别精力很旺盛，在《聊斋》总部那段时间，工作那么忙，他除了亲自写了几十万字的简报外，居然还写了好几部电视剧，出了一部《聊斋电视故事集》和一本《聊斋》小说集《娥眉一笑》，据说他几乎每晚都工作到3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早晨又照常上班，精力旺盛得令人吃惊。由于他的工作成绩和精神，这个一向被看成是“争议人物”的人，1988年年终评比时，他领导的《聊斋》总部被全台职工代表投票评为“先进集体”。可能是过分劳累，加上他的两大嗜好——每天至少两包烟和爱吃大肥肉，他的嘴唇总是发黑的，体检时不但查出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据说血管里抽出来的血也是黑的，医生和我们这些朋友都劝过他多次，要注意身体，他好像都没有听进去。他去世以后，我和大印联名给他发了一份唁电，算是送别。我还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悼念文章发表在广电厅办的《广播与电视》杂志上，记述他在《聊斋》实验工程中的功劳，说“如果要评功摆好，第一功无疑属于李栋”。因为我心里明白，在福建，除了我，不会有别人会来写文章肯定他的成绩，给他客观公正的评价。

比起李栋，大印要幸运得多。他就住在我的楼上，上上下下都要经过我的门口，他离开电视台前后，都常常来找我商量，有时候他也请我上楼到他房间里和别的朋友一起替他出谋划策，他的文字功夫不行，我还替他执笔写过一些文字材料，被他拉去拉过一些赞助。他先在北京搞了个华侨影视制作公司，挂靠在内蒙古政府办的一家什么公司，五年以后拍出了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一炮打响；以后他把公司迁到上海，更名黄河影视制作公司，又隔五年，拍出了第二部长篇电视连续剥《康熙王朝》，再次红遍全国，他被央视“东方时空”专栏节目誉为“中国第一个独立电视制片人”。这期间他多次回福建，都来看我，谈他这些年的经历，《武则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开机仪式时，他还特地将我和老伴请去北京玩了几天。在中央台播出后他还去了一趟美国，作了一些市场调查。《康熙王朝》播出后，他再次去美国，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筹拍一部以万里长城为题材的电影《千古长城》，准备邀请《泰坦尼克号》的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已经接触过一次。2003年11月我应邀去上海参加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研讨会，曾想去他的公司看看，不巧他正在山东老家，电话中告诉我正与当地政府洽谈合作开辟“墨府”景点并拍摄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墨子春秋》，抽不出空回上海，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今年春节后，他应邀来福州参加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影视制作中心成立大会，会后曾来看我，还请我和老伴一起到外面吃了一餐饭，谈到他在山东老家和当地政府合作建造“墨府景点”的进展情况，说这工程一旦完成，将可与孔府媲美，前景十分看好。

从上述简单的情况看，大印应该说是个成功者。他的成功和李栋的失败似乎恰好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距。李栋思想解放，思路开阔，点子很多，气魄很大，他的长处似乎更在于筹划，短处是抓落实的能力差一点，尤其是他比较偏重于数量而不是十分重视质量，因此常常是一个点子还没有完成，新的点子又出来了，注意力就转到新点子上去了。刘大印与他不同，他的思路也很开阔，点子也很多，气魄也很大，但他选择下手的项目却非常慎重，比如《武则天》和《康熙王朝》就是在好多部列入他初选的剧本中经过反复的广泛征求意见和市场调查后精选决定的，一旦决定就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克服，有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劲。他曾同我说过，他这后半生只准备拍三部作品，一定要拍一部成功一部，而且一定要一部比一部好。《康熙王朝》播出时我曾写过一篇《刘大印成功之道》的文章谈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发表在福建广播电视报和《广播与电视》杂志上（后收入我的报刊电视理论文集《七○辑零》）。在《聊斋》那个时期，因为全国电视剧生产数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全国观众的需要，数量的要求似乎比质量更迫切一点，所以李栋的思路比较容易讨好。如今不同了，全国电视剧生产数量每年都在一两万集，而且已经形成电视市场，质量就几乎成为唯一的成功的标准了，这样，大印的思路就明显地占了上风。而且，大印毕竟是演员出身，对编导演服化道等内行，抓起质量来也有本钱，这一点也是李栋所不及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人如果能合作得好，取长补短，其结果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否则，任何一个人的力量甚至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聊斋》实验工程已经成为历史，它只在我国电视发展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它的经历，也只能说明曾经有那么一批电视剧的痴情者，曾经用他们的方式作过一次艰难的尝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说不上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对曾经参与其事的人，毕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目不暇接的电视屏幕时，内心深处可能会感到一点安慰，那就是我们也曾经为它付出过汗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