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聊斋》

 十四

最后谈谈《三国》和“东方电视城”的事。

前面说过，《聊斋》只是我们一项实验工程，目的在于试探一下我们的设想能不能行得通，《三国》才是真正的大动作，而理想的结果是通过《三国》的拍摄建立一座好莱坞式的“东方电视城”。1988年5月以前，我们《聊斋》的走势很好，总部先后在宁德筹到10万，在三明筹到70万（包括一部现代剧），在福州筹到10万。欣喜之下，我们于5月间在福州温泉大饭店召开了《三国演义》剧本创作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特邀编剧、著名剧作家张天民（时任北京群众出版社社长）、张笑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毕必成（江西电影剧作家）、于力（珠影电影剧作家），著名作家和电影剧作家李准因健康原因未到会；此外，还有上影著名演员牛犇、上海儿艺一级演员夏克强，中国文化报记者潜元滋、文学报记者肖逸民，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和福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记者，我和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饶希凡、李栋、刘大印等，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和福州市委书记也参加了开幕式。会议一共开了七天，内容主要是论证我们的设想（包括筹款、生产方式等）和如何改编文学剧本的有关问题，最后还抽出一天时间到离福州50多公里的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区参观，并为我们筹建东方电视城选址和出谋划策，因为此前我们已与福清市领导达成协议，由双方合作在石竹山风景区内建设东方电视城，作为拍摄《三国》的基地。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五位剧作家即分头创作剧本，每人20集。

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国电视报上发了一条只有几十个字的消息，说中央台也要拍《三国》，并准备邀请几个年轻人改编剧本。我和《聊斋》总部的几个同志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台也是在跑马圈地，抢占题材，因为他们不久前刚刚发布过一条消息说，准备拍摄100集电视连续剧《金瓶梅》。那时候广电部还没有颁布拍摄重大题材和古典名著必须经部艺委会审批的决定，我们胆子很大，当即决定派李栋到北京找他的作家朋友商量对策。李栋到北京几天后即来电话，让我马上赶去北京，就在中央台眼皮底下举行筹拍《三国》新闻发布会。11月19日我匆匆赶到北京，由李栋陪同拜访了一些人，又电话联系了一些人，21日晚上便在我的老朋友、中新社港台处负责人陈佐洱帮助下，于新华总社办的北京海味餐厅举行宴会，到场的有著名作家李凖、张天民、张笑天、毕必成、梁恩泽，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李德润、陈佐洱、李明光、王永涛，以及中国武警部队政委、贺龙的女婿李振军，本来还邀请了贺龙的女儿、作家贺捷生，因临时有事没有来。加上我和李栋，正好一桌，12个人。就在餐桌上，我简单介绍了拍摄《聊斋》的情况和筹拍《三国》的设想，大家对我们的魄力和设想很支持，李振军更再三表示，我们需要他们支持什么，尽管说，他们一定支持。宴会结束，新闻发布会也算完成。第二三天，全国许多媒体上便发布了福建台在北京举行筹拍《三国》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并公布了邀请李凖、张天民、张笑天、毕必成、于力五位我国一流电影剧作家改编剧本（后来李凖因健康原因换成苏叔阳，李凖和李栋作为剧本统筹）。

这明显地是和中央电视台唱对台戏。消息发布后没几天，我们便收到了广电部总编室的电话通知，说中央台已经发布消息要拍《三国》，你们两家撞车了，要我们找中央台协商一下。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当过官，官念淡薄，也不懂官场的规矩，居然亲自执笔给广电部复信说，中央台已拍了《红楼梦》和《西游记》，不久前还发消息说要拍100集《金瓶梅》，不一定要把所有好东西都占为己有，还不无揶揄地请他们先集中精力把《金瓶梅》拍出来，《三国》就让给我们拍吧。信中还特别强调我们发布筹拍消息比中央台早了两个月零两天，按照先来后到的规则也应该是我们优先。为了证明，我还特地复印了一份中新社发的《聊斋》开机仪式的消息作为附件寄去，这条消息的尾巴上捎带了福建台筹拍《三国》的信息，也是我们当初埋下的伏笔。

这封信发出后没有再接到广电部的回信，一直到我们去北京举办《聊斋》观摩研讨会后不久的11月12、13两日，广电部艺委会专门在北京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电视剧生产、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讨论《聊斋》录制经验和教训时，阮若琳才对我说：“《三国演义》就交给你们福建台了，别的台都不再拍了，除非你们实在拍不下去，我们再来安排。”当时我非常感动，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定请您做我们的顾问！”

1989年三四月间，五位电影剧作家便完成了100集《三国演义》电视剧本，分别冠名：《汉都烽烟》（张天民），《浪卷大江》（张笑天），《问鼎中原》（毕必成），《几度夕阳》（于力），《三分归晋》（苏叔阳），每部20集。此前，我们还通过北京的朋友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爱萍将军题写了片名，又与日本东和影视公司签订了合作拍摄《三国》的协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决定在六七月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三国》剧本研讨会，并向国内及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苏联等地区和国家部分研究《三国》的专家发出了邀请函。为了赶在会议前拿出剧本，我们与海峡文艺出版社联系好出版事宜后，派李栋专程赶去成都找到一家印刷厂，亲自坐镇，赶在两个月内印制出版了五本共150多万字的《全本三国演义电视剧本集》。与此同时，日本东和影视公司也开始筹集资金，并联系了几家愿意出钱的大公司。按照当时国内制作电视剧的高标准制作经费计算，日方出的资金只需一半或者多一点就可完成100集《三国》的制作（日本的电视剧制作费用比我们高得多），另一半左右则计划趁拍《三国》之机，在福州下属的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区建设一座集影视摄制、文化娱乐、旅游、商业于一体的东方电视城，还计划趁机添置一批摄录编设备和交通用车。一切准备工作进展如此顺利，我们真是喜出望外。1989年4月25日，我们向特聘顾问陆定一、曹禺、王朝闻、冯牧、刘世德、李希凡、章培恒，剧作家李凖、张天民、张笑天、毕必成、于力、苏叔阳，文学剧本编审罗华俊、沈伯俊、贺捷生，特邀导演陈家林、赵焕章、李新、吴子牛，以及日本东和公司社长深泽一夫、国际部顾问霍军、日本的《三国》研究专家，美国的《三国演义》英译者罗慕士教授，华轻香港开发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启英和特别助理黄敏，马来西亚中央录映公司总经理陈汉松等发出邀请信，于6月8日至13日，在福州温泉大饭店举行“全本三国志影视系列艺术研讨会”，讨论剧本、制作、资金运筹等有关问题，决定会议以后即正式进入筹备阶段。正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谁知偏偏在这时，北京发生了“xxxxxxxx”风波，形势急转直下，眼看就要实现的如意算盘一夜之间化为乌有。5月30日，我们不得不发出研讨会因故延期的紧急通知。

但日本方面并未丧失希望。7月，深泽一夫先生践约单身来中国访问，一方面是来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形势，二方面也是来探讨一下《三国》还有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我和李栋、刘大印陪着他在福州、厦门参观游玩了几天，趁机给他介绍国内情况，企图消除他的顾虑；我还提出由我们和东和公司合作在厦门成立东和分公司或办事处之类机构，作为东和与中国大陆相互交流、制作和供销影视作品的纽带，深泽认为这个主意比合作摄制《三国》更有意义，更有吸引力，甚至还和我们商讨了成立办事机构的具体细节。几天以后，深泽离开福建说要去北京再看看，然后由北京回日本。回国以后，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和信，双方都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作美，人奈之何？1990年3月底，省委下令免去了我的电视台台长职务。

4月1日，全国电视广告“印象奖”颁奖大会在福州梅峰宾馆召开，我最后一次以东道主台长身份参加会议，其间阮若琳几次找我谈话，详细询问我被免职的原因，我将宣传部长宣布的三条“理由”逐条分析给她听，她听了很生气，说：“你刚刚熟悉电视了，就要你下来，你们福建搞什么名堂？”又问：“你有没有文字材料，给我一份，我替你带到北京，杨八姐告状去！”有一次她又说：“如果不让你当台长了，《三国》我也要收回。你考虑一下，福建不要你，你是否干脆到北京来，我们一起搞《三国》。”

果然不久，阮若琳在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上正式宣布：“《三国》是国宝，广电部艺委会决定收回，以后由谁来拍，由艺委会讨论决定，别的台都不要考虑了。”事后听说福建台的新台长舍不得，曾让李栋写信给艺委会争取继续拍摄权，但艺委会没有同意。再后来，便是由广电部副部长王枫牵头，阮若琳等一批国内电视权威参加，王扶林任导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1994年中央台播出的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三国》告吹，东方电视城的设想自然也泡汤。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我们真的是吹了一次大牛。我曾为此感到很遗憾，认为这是福建电视台的损失，也是福建的损失。但有的朋友说，这是你的书生之见，其实人家并不像你看得那么重，人家要的并不是《聊斋》、《三国》、电视城，人家要的是别的东西。我想想也对，意识到自己确是庸人自扰，于是也就释然。 （完）    

2005年5月10日——6月4日稿

2006年4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