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月亭

                  四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一个月，本子改了，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老李来找我，说再拖下去就要到春节了，他们想过几天就开机。当天晚上，我到招待所看望演职员，同两个制片主任（合作台南通台也派了一个制片主任王良坤）、导演林和摄像商量下一步工作安排，他们说有的演员合同期要到了，有的职员上影要调回去接别的戏，枪枝道具也要带走，加上气象局预报春节后不久可能下雨，再不抓紧，即使将来本子改好也拍不成了。我想事情到了这一步，估计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了不起再对剧本的个别情节作些改动，不妨一边拍一边改，便同意开机，当场商定先去八个人作为先头部队到永泰做准备工作，随后大批人马再下去，争取十天至半个月把永泰的外景戏抢完，再回福州拍内景戏。为防止发生意外，我特别关照老李，开机仪式悄悄举行，不要请新闻媒体记者，也不要发消息，免得横生枝节。

1月18日下午，“黎”剧在福州的闽侯办事处招待所举行开机仪式，到会的四十多人都是剧组和我们电视剧部的领导，我在会上简单介绍了“黎”剧筹拍的曲折过程，说了些机会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之类鼓励的话。晚宴以后，几个主要演员轮番找我谈话，有的谈剧本，有的谈剧组，有的表决心，一直到11点多我才离开招待所。我感到这些人对这次参加拍摄“黎”剧都抱着很大希望，态度都很认真，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关心。我心里感到安慰。

两天以后，我和人保部、办公室的两位同志赴杭州，他们是去浙江台和上海台学习人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为春节以后台里的改革做准备，我则回杭州家里过春节。

正月初二，老李发电报给我，说黄副主任又查“黎”剧的事，是谁让开机的。问我怎么办？要不要停？我觉得很纳闷，既然你们从没有说过不能拍，只是说要改剧本，而且又提了具体意见，本子已经改了，还有什么不能拍的呢？如果小小一部电视剧什么时候开机都要送请顾委会批准，你们不觉得管得太细了么？再说，几十个人的剧组摆在那里，天天都得花钱，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钱经得起这样花吗？而且又是春节期间，如果不拍戏，许多人就会要求回家过节，且不说每天的报酬要照付，光往返的路费得花多少钱？何况还有个合同的期限问题。我想如今是已经骑虎难下，唯一的办法是抓紧时间，将外景地的镜头抢拍下来，即使这部戏最后拍不成，抢拍下的这些镜头还可以送给别的想拍这部戏的台用；如能争取到全部拍完，即使不让播出，我还可以将素材保留起来，等过几年形势变化后再来处理，也不失为一种补救的办法。否则，一点事情不做，让这些钱白白浪费掉，我真的“罪该万死”了。但因为那时还没有手机，我家里也没有电话，通讯不便，这些话又无法都写进电报去，所以我只简单地回了一个电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争取时间，早日拍完。祝同志们新春快乐，工作顺利。”

我拍这个电报当然是有点冒险的，果然，第二天老李又来电报，说宣传部长也来了电话，要求暂停拍摄，再改剧本。

正月初七，我赶回福州，找到老李一问，才知道黄副主任和宣传部长都是从福州晚报上看到的消息，晚报的记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写了一条“黎”剧悄然开机的新闻发在报上。我原来交待开机仪式不请新闻记者就是不想让上面知道，免得横生事端，谁知还是没能保住秘密。

老李还告诉我，老曾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把我的电报交给部长看了，部长大为生气，当场对他们说：“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俞月亭的话你们也不要听，今后你们就听三人小组的意见！”还说：“如果一再不听招呼，将来换班子！”

这等于是最后通牒了，而且很明显已经剥夺了我对“黎”剧的领导权，记得当时我只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真是这样，谢天谢地！他还以为我希罕这个破台长呢！”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厅长即找我谈话，一开始就谈“黎”剧的事，批评我不该背着上面私自开机，更不该发那个电报；接着便对我十个月来的工作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批评，列举了五条“罪状”，其中包括“用人不当”、“独断专行”、“不尊重老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差”以及对“拉广告事件”处理不当，等，最后说：“电视台本来就比较乱，原以为你来以后会改变乱的面貌，没想到比以前更乱了。我们本来对你抱着很大希望，现在感到失望了。”

对于厅长的指责，我毫不客气地逐条作了反驳，我说：“我们的观念不同，你说现在电视台更乱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是活了，不是更乱了。你们把我从杭州弄到这里来不是想让我把电视台搞好吗？要让我搞就得放手让我按我的想法来搞，如果只想找个‘维持会长’，何必到杭州去找我？”最后我说：“我的乌纱帽是放在办公桌上的，你们想要，随时都可以拿回去，我不希罕！”

这天晚上，我应邀去温泉大厦参加省体坛冠军大联欢茶话会，在大厅里遇见了宣传部长和管人事的副部长，部长把手伸出来和我碰了碰，我说：“有一些误会，我将来找个时间详细向你汇报。”部长淡淡一笑，说了句：“现在误会的事情太多了。”便顾自进了贵宾休息室。副部长大概想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搂着我拉我一起进贵宾室。我最不愿意进那种地方，正好旁边有几位福建日报的老朋友，便说我和老朋友聊聊天去，赶快离开。两位福建日报的摄影记者已把刚才那一幕看在眼里，见我去找他们，便问：“你怎么不去贵宾室？去去去，我们替你和部长拍张照片去。”我说：“谢谢了，人家已经在传我拿他当靠山，照片一拍，不正好给人家提供证据吗？”一边的美协主席丁仃笑道：“老俞这人还是老样，秉性难移！”

茶话会结束回到台里，老曾、老李、林导和一个姓唐的制片还在等我，我责问老曾为什么把我给他们的电报送给部长看，老曾支支吾吾说不出个道理。我想事已至此，再谈这事也没有必要了，便问老曾：“你们三人小组的人都是懂文艺的，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你们比我懂，你们能不能明确表个态度，这戏究竟还有没有继续拍的可能，如没有希望，干脆散伙，不要再拖。”

老曾迟疑了一会，还是说：“三人小组的意见，剧本恐怕得做根本性的改造。”

老李和林导急得快掉眼泪，说：“过去他们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我冷笑道：“一个剧本做了‘根本性’的改造，还是原来那个剧本吗？我们拍的可是《通向黎明的路》啊！”

老曾不再说话，其他人愤愤不平，最后我说：“老曾你还是再同你们三人小组商量一下，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又对其他人说：“以后关于‘黎’剧的事，你们就找三人小组去，我不管了。”

第二天，老曾打电话告诉我：“三人小组的意见：暂停拍摄！”这是1987年2月8日。

从我拿到本子，到这时已经十个多月，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筋疲力尽，结果还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就被黑暗吞噬了。

    但我还是心疼这个本子和钱，我和老李商量，能否把这个戏连资金连全班人马移交给南通台，让他们继续拍。老李说这得问问小王，第二天他把小王找来，小王当即给南通台台长挂电话，把我的意见转告了，台长在电话里想了一会，说：“我们是地 方小台，从来没有拍过电视剧，实在没有胆量接这个大戏。”小王说：“这次台里让我来剧组本就是想来完整地跟一部戏，熟悉一下电视剧制作全过 程，将来好拍点小戏，没想到落了这么个结果。”既然如此，只好作罢。老李问，这次停拍损失不小，两台怎么分担？我说，当然是我们一家负担了，怎好让南通台分担？后来，老李 又和别的省台联系，因为人家没有看过本子，大概也怕惹麻烦，都客气地谢绝了。作者痛心之余，将剧本改写成革命斗争故事《黎明前的决斗》，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正式宣布停拍以后，外请的演职员们离去前纷纷跑来向我告别，他们都听说过这部戏不幸的遭遇和我的艰难处境，除了表示愤慨和遗憾外，反过来都安慰我，要我想开些，并表示戏虽然没拍成，但友谊长存，今后如有需要他们帮忙的，只要我打个招呼，他们随叫随到。有好几个人还一定要与我合影留念。有一天，J导从医院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了许多动感情的话，他说：“你给我的印象很好，为人正派可敬，外柔内刚，有见解，有魄力，有胆量。我们长影来的同志对您的看法也与我相似，他们都说电视剧虽然没有拍成，但与您结下了友谊……”他希望我有时间能去医院看看他，他还想与我好好谈谈。

善后工作结束后，我问老李这次一共花了多少钱，他说六七万，相当于两集多电视剧的制作费，但后来听财务科长告诉我，是十七万（老李不但在本台报销了，还到南通台去重复报销了一大笔）那就是差不多六集电视剧的经费了。为了照顾两三个老人的情绪，我们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

新官上任，第一仗就以惨败而告终，这就等于给我一个警告：通向“黎明”的路铺满荆棘，前途未可乐观！（完）

 2007年1月3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