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聊斋》

                     俞月亭  

                       七

三明提供资金的10集电视剧陆续开机以后，《聊斋》总部的钱袋基本上已经空了，接下去的资金从哪里来便成了大问题，如不赶快筹集资金，《聊斋》工程势必难以为继，不但会影响工程的进度，而且会影响工作人员的情绪。偏偏这时候，国内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企业实行了承包责任制，银行又银根紧缩，再想从工厂企业拉钱拍《聊斋》越来越困难，李栋曾带了几个人专程赶去广州，调动他所有的关系，奋斗了一个月，也只弄到20万；而我们原来设想的通过卖录像带回收资金的办法也碰了壁，因为当时的影视界尤其是录像市场正泛滥一股庸俗化的风气，搞感官刺激，拍裸体镜头，恐怖镜头，搞各种迎合小市民胃口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我们的《聊斋》则恰恰反对这些东西，坚持走艺术品的道路，因此很难进入录像市场，这样，原来设想的“滚雪球”的办法受阻。曾有个别剧组也想试着走迎合录像市场的路，被我们坚决制止了。大约有四十多天，总部的账户上只有几百元钱，最少的十几天只有190元。总部一个月开支1万多元都是总部工作人员自己掏腰包凑起来的。而有的剧组已进入筹备阶段，《鲁公女》剧组是制片主任拿出自己的6000元私房钱开展筹备工作的，导演、演员及服化道等都已请好，如果中途停顿将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在万般无奈之中，总部毅然将唯一的一辆工作用车卖掉，凑钱让《鲁公女》剧组如期开机。

但工程还得继续。为了维持机器运转，根据总部要求，经台委会讨论，以电视台下一年度的经费作担保，向省财政厅贷款60万元，这才勉强使第三批剧目陆续上马。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李栋和大印来找我商量，他们想到香港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开辟国际市场。我说可以试试，怎么去法？他们说，为了方便办证和争取时间，他们准备以旅游的名义去，至于经费，由他们自己设法解决。就这样，他们于1988年7月去了香港。

十天后，他们回来了，向我汇报了在香港的经历，李栋还整理了一份《世界录像带市场一瞥及我们的对策》。

他们这一次赴港的经历，是既尴尬又辛酸的。因为没带多少钱，他们开始住在一家专门接待国内旅游者的中下档次的绿晶酒店。香港人是很势利的，总以入住的酒店的档次来衡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以尽管他们一到香港就通过媒体放出风声，说福建电视台《聊斋》录制总部的头头来香港洽谈《聊斋》录像带销售事宜，但一听说“头头”们住在绿晶酒店，影片商们的兴趣就减了一半。他们从香港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想换一家大一点的酒店住，又囊中羞湿，没奈何，李栋将在港的四个同学朋友一起找来，向他们介绍《聊斋》创业的艰辛历程，不料一番话感动了这几位朋友，当场凑了一万多元港币，交给他们作为在港活动费用，并帮他们住进了香港最繁华市区的弥敦大酒店，这才改变了门庭冷落的局面。有一家镭射录映公司有心想买我们的《聊斋》片，但出的价钱很低，只及通常价格的四分之一，却想用“买单”送礼、请客吃饭等手段来收买他们，被他们毅然拒绝。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也为了大陆人的尊严，他们有时还咬着牙充“阔佬”，花两千多元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请一家公司的老板啜了一顿，但平常两人都只躲到小巷里去吃被港人戏称为“乞丐饭”的八港元一罐的“瓦堡饭”，连15港元一份的米粉都不敢多吃。在香港十天，他们找了二十多家影视公司洽谈生意，哪里也没有去玩，去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回来的时候还是带什么东西，只有李栋的手提箱里多了两件衬衫，那是为了与人谈生意装“阔佬”买的。

这次香港之行没有带什么钱回来，却帮助我们扩大了影响，了解了许多有关国际录像带市场的情况，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制定了如何将录像带推向世界的策略。就是从那以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以至台湾、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影视公司派人或发函来联系购买《聊斋》播出权和录像带放映权。有一天，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小饶拿了一张香港某报一条新闻的复印件来找我，原来是李栋和大印在香港接见记者的时候，竟介绍大印是“福建电视台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小饶生气地说这两人在香港吹牛皮，我知道这肯定也是为了与影视公司谈判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份，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我把这情况一说，小饶也只有苦笑。

就在他们去香港之前，我收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转来的日本东宝集团下属东和影视公司的来函，表示对我们的《聊斋》和《三国》很感兴趣，原意和我们联系购买版权或合作问题。在大使馆帮助下，双方经过几个月的通信联系，我和李栋、大印终于11月17日应东和公司经理深泽一夫之邀访问日本。这是一次困难然而极其重要的谈判之旅。我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基本上都还是书生，而且从未和外国商人打过交道，而对手又是毕业于京都大学、有几十年从事影视生意的经验丰富的60多岁的智深商人，身边还有一帮人帮着他，在日本八天，深泽先生几乎天天都陪在我们身边，非常热情，后来我们分析，他其实是在限制我们的行动，尽量不让我们和别的影视商人接触。所以那几天，我们的思想高度紧张，几乎天天都在研究对策，无时无刻不处在斗智的状态中，经过多次正式和非正式谈判，一直到临上飞机前，在候机厅里才签订了东和公司向我们购买全部80集《聊斋》电视播出和录像带放映权，以及以预买版权的方式与我们合作拍摄100集《三国演义》电视剧的协议，并随即支付15万美金预付款。

这简直就是救命钱！有了这15万美金，《聊斋》录制工作终于走出困境。半年以后，李栋又单独去了一趟日本，又要回了10万美金，并且带回一个喜讯，我们拍摄的《陆判》和《瑞云》两部电视剧，东和公司已翻译成日语，准备上电视台播出，据说这是我国电视剧第一次被翻译成日语播出，此前卖给日本的中央电视台的《西游记》和湖北台的纪录片《长江第一漂》也只是打上日文字幕，且在午夜播出的。

在这一次访日过程中，我们结识了霍军先生，他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当时在日本留学，被深泽先生聘请做翻译，我们在日本八天，他和深泽先生一直陪着我们，以后我们与深泽先生电话或书信往来也都由他经手，在整个过程中，他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随时给我们通消息，为我们出谋划策，一直到我被免去台长职务后，他还与我通过几次电话和书信。《聊斋》能够打入日本影视市场并取得较好效果，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不久，《聊斋》录像带又打进了台湾。过去，进台湾的大陆录像带都是无偿赠送的，这一回却是台湾影视商人主动找上门来付费购买的，价格虽然比日本便宜得多，但这是台湾付费购买的第一部大陆电视剧，其意义似乎超出了金钱。

《聊斋》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起国内外许多影视商人的重视，完全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狠抓了宣传工作，但我们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还包括了不少领导，他们异口同声地把我们这种“自我宣传”斥之为“吹牛”，“自我吹嘘”，“还没有做，就瞎吹”，有些好心的领导也劝我：“你踏踏实实地拍片子，片子拍好了，人家自然会知道，用不着自己吹。”为此，从日本回来后我专门写了一篇《访日随想》谈这个问题，指出这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所谓“传统美德”，实质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反映，与当前商品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商品需要流通，流通需要推广，而推广就是宣传。我举了一个例子说，1987年初，日本有一家比东和公司小得多的公司听说我们要拍8集电视剧《潘玉良》，想来投资与我们合拍，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把上海台也拉进来，我们与她接触的副台长问为什么，她说福建台在日本没有名声，人家不知道福建台是什么台，我回去不好拉赞助，要是打出上海台的招牌，人家就肯放心给钱了。因为我们不同意，谈判没有成功。而这一次，名声和资产都比那家公司大得多的东和公司却主动找上门来，原因恰恰是他们从许多媒体上看到了我们关于《聊斋》的宣传。如果我们不狠抓宣传，《聊斋》能在国内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能有那么多人来关心《聊斋》，能吸引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影视商来和我们洽谈《聊斋》的播出和录像带销售权？如果不这样，我们继续拍摄《聊斋》的资金从哪里来？所以我说：“‘吹牛’固然不可取，实是求是的‘自我宣传’却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放在今天，这已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了，现在的影视商早已不满足于“实事求是的自我宣传”，而变成了欺骗性的恶意炒作，还出现了好些“炒作大王”，这自然也不足为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