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 周二

一早起床搜集《辞海》，计有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三种数十本，分为分卷本、三卷本、增补本和缩印本诸种，是我二十多年购买的，也有赠送的，对我的工作、学习和创作起过不小的作用。有旧作《〈辞海〉书缘》为证，兹引入下：

记不清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处看到过《书海》的老版本，印象中是黄硬壳封面。从后来的知识中猜测可能是解放前1936年的初版，不大可能是1965年4月出版的《辞海。未定稿》，更不会是分为16分册1962年初出版的《辞海。试行本》。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学期间，经常逛校内的书亭和附近的古旧书店，大约是1981年或1982年吧，在书亭或者书店看到了1979年版《辞海》的三卷本，（又称普及本），相继又看到了《辞海》缩印本和分册本，前者是在1980年2月第二次印刷本基础上缩制而成的，后者是按学科分类编辑出版的。好几十元一套的三卷本《辞海》和28。90元的《辞海》缩印本对于我这个穷学生讲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我的零花钱每月不过三五元，可怜的这三五元还是我从每月19。5元的助学金中节省出来的。当时书价不高，《辞海》分册每本定价仅一二元左右，于是，我心中有了一个购买《辞海》分册的长期计划，即一二个月从牙缝中抠出一二元购置一二本《辞海》分册，从文学、艺术到历史、宗教，断断续续，持续两年。至1983年毕业时，我已拥有十多册《辞海》分册，是我当时有限的藏书中的规模最大者。为此，我发生过“财政赤字”，曾向亲友告贷过。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我度过“经济危机”，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工作之初，我从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中挤出几元陆续又添了几册《辞海》分册，基本上备齐了《辞海》分册。记得后来还买了一本“增补本”。这是我当时书架上最大的一套丛书，堪称压架之书。对我的编辑工作和文学创作助益良多，使我和《书海》结下不解之缘，且绵延不断。

转眼到了90年代，1989年版《辞海》上市。我当时供职的陕西人民美术出版
社有一个读者服务部，外称“美术书店”。我常去那儿看书聊天。一天我在那儿的一个书架上看到《辞海》缩印本，拿到手里，翻来看去，爱不释手。
但一看定价59元，则彷徨起来。对于一个工作不久，月工资百十元的养家糊口者，其定价比书的分量更显沉重。欲买不能、欲罢不甘的心情支使我隔三差五去书店看我心仪已久又一见钟情的《辞海。》。为了得到此书，我在蓄谋，我在想方设法，我在千方百计。终于来了机会，记得是1990年吧，社里发了一些挂历给职工搞福利，我事先已串通书店里的一位朋友说好以挂历换书，即我省出挂历给书店销后抵书款。我就这样得到一本《辞海》缩印本，它像西安城砖一样，蕴含着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帮助着我的工作和写作。

一晃10年过去，世纪之交，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的我及早听到新版（1999年版）《辞海》出版问世的书讯，也于沪上书店看到过新《辞海》，但手持东方出版社购书优惠卡的我却未在该社的批销中心找到新《辞海》。回陕后，虽忙于工作生计，侥幸有机会优惠购书，以致迟迟未拥有新《辞海》，但心中念念不忘，冥冥中已情结《辞海》。

新世纪伊始，1月8日，难忘的日子，我赴京参加《辞海》盗版案协调会，与会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赠送会议代表一套三卷的新版《辞海》（1999年版），我有幸获得一套，从此视为珍宝，并许心愿，在新世纪以新的工作业绩和创作成果回报《辞海》。

 上午就《鹿鸣》首发式细节与京夫先生和齐书深同学电商；电答《文化艺术报》记者小杨关于所配拙文照片文字说明的询问；请孔明拍摄几种我所收藏的《辞海》版本，连同搜索的有关《辞海》盗版案图片一并发给小张；催促有关人士抓紧审读散文博客丛书。

下午处理完公务去长安区三顾高楼，与工作室的同志现场办公，幸会高姓作家，他看过我谢维和水灾的文章，称其为善举；与工作人员一块商量图片插放的位置，为图片配说明文字；遗憾突然停电未能看完图文，只好留个小尾巴；与小张共进晚餐，谈出版、农家书屋等话题，不觉夜幕降临，回到家已九点多钟。

4月18日 周三

上午除公务外，敲打《〈辞海〉书缘》和《上海市〈辞海〉（1999年版）盗版案》，拟补充到《世纪大案》中；接待王春，交审读费和校对费，并代孔明交；收到齐书深寄来的《鹿鸣〉《中国文化产业评论〉《执政政绩探微》《合法视野下的苏联政治》等图书和光盘；送黎峰一本《鹿鸣》。

下午给小张发《〈辞海〉书缘》和《上海市〈辞海〉（1999年版）盗版案》，并予说明；补充给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关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汇报》，改定后给来陕考察的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领导汇报。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领导对我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很满意，给予较高的评价。

齐书深所寄光盘是供制做《鹿鸣》易拉宝用的(一种图书广告简易牌)，本来想托我在西安做，免得再带，但因迟迟未收到，齐只好在上海做好带来。说起邮件寄出时间，齐说:上周一已寄出，屈指算来已十余天了，可见邮路仍不顺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