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

今天有两个文化方面的好消息，一是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正式生效；一是今天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保护日。我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我们的出版物也在国内外遭到盗版，所以可以说我国是盗版的受害国；同时也不可否认，国外的出版物同样遭到国内不法书商的盗版，以致美国为此到世贸组织告状。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无疑会有利于中外各国彼此版权的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一蹴即就，一两个保护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是版权保护，从十几年来的“扫黄打非”到今年的天天反盗版行动，力度越来越大，结果怎么样呢？可以说不尽人意。所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也要加大力度，近几年，我参加全省文化先进县评比检查，走了数十个文化搞得好的县区，发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到位，好多文物放在院内任凭风吹日晒，损毁严重，令人痛心。

在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同时，现在还有一个要把握适度的问题，比如众所周知的西安城墙是举世无双的，但却因为过于人为雕凿化，遗憾未能通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而比西安城墙规模小得多的平遥古城却因保护完好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要总结经验教训，既要加强保护，更要善于保护。

6月10日

汽车在西禹高速公路上驰骋，眺望着黄土高坡上的田野、古寨，心中不禁响起“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旋律，下了高速路，拐上108国道不久下了一道长坡，便到了汉村，如沿引洛西干渠西行8华里便是我的故乡义井村，但我仍沿着108国道前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都住在县城里，这时心中仿佛又响起“常回家看看”的歌曲，随着父母弟妹城镇化，我已很少回出生地了，梦中也久违了，渐行渐远的故乡！

儿女是跟着父母转的，今天赶回去是为母亲祝寿的，前不久父母回故居住了一阵，昨天才回到县城以便和我们姊妹们团聚，县城有饭店，就在银河酒店包了饭，免得父母在家做饭操劳，寿筵很热闹，我带的茅台酒喝光了，饭菜也差不多吃净了，节俭的父母很高兴，随我们同去的岳母也很高兴，大家在我的提议下也预祝了不久要到来的她老人家的生日。

饭后拉家常时，谈得最多的是外甥和侄儿的上学，为了将外甥转学到西安，妹已经在西安买了房，到时候还想把母亲搬去帮她招呼孩子；而且据说妹夫姊妹几个都在西安买了房，或已经和在省城工作了的儿女们住到了西安。当说到有的父母将孩子从高三转到西安上学时，弟弟也动心了，让我留意哪个学校考试，届时让侄儿试试，如果考上也准备到西安上，说不定就考上西安的某所大学，弟弟一家也可能就转移到西安来了。

回想二十多年前，通过高考我第一个从乡下走进城市，之后我的父母弟妹陆续也走进了县城工作或居住，如今随着下一代考学或工作到省城，我的父母弟妹又一次将陆续迁徙到省城。城镇化的大趋势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我家的变迁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缩影。

6月11日

 一周多来，为会签《关于印发〈陕西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先后数次到有关部委厅局的有关部门协调领导签字、借印模、所需文件份数等事宜，总的来说大部分单位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提供方便，办事效率也较高。但毋庸否认，也有少数单位的个别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配合不力，效率不高，以致至今没有会签完文件。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惠民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在财政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我局多方筹集，反复动员局系统单位和社会力量捐资捐书，目前已用所捐的图书建成15家“农家书屋”，同时将收到的上百万元善款，投入到更多的“农家书屋”建设中。

但光靠一个局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完成艰巨的“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书出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有有关厅局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投入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才能完成我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6月12日

夏收以来，城郊农民烧麦秸干，市内的空气越来越差，近一周来，在城内外出行，能见度愈来愈差，连呼吸也感到不畅，呈现一种阴霾的天气。尽管气象台连日发布阴雨天气，但却迟迟不见雨星。每每礼拜天从外县回来，几乎有点不适应这生活和工作了近30年的古都，怀疑老天爷是否要废了这千年都城？

晚上，看累了书稿，正与亲人拉家常，忽嗅到一股潮潮的土腥味，接着，随着一阵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而下，又是一阵阵电闪雷鸣，时强时弱的阵雨下了两个多小时，兴奋得大家时而借关窗之际透过夜幕透一口气，时而爬在阳台上欣赏瓢泼雨幕和电闪雷鸣，时而打开窗子，让新鲜的空气流泻近来，多日来的沉闷心情为之一扫，代之而来的是童心的复活。

听着阵阵雷声，隐约听到雷公对龙王发号司令；看着金色蚯蚓似的闪电，仿佛看到天公之手在行云播雨。我想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在冥冥中平衡着天地人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所以我们要反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观念，要与天地人和谐共处，达到天人合一、平衡共赢的境界和目标。

6月13日

小时候，家庭成份为贫下中农，家境之贫寒可想而知，从小学到中学在本村的九年义务制学校读书，放学后回家吃饭，帮大人干家务，偶而去买油盐酱醋，所余零钱一般如数上交父母，若父母开恩，返还几分钱几毛钱，那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兴奋。首先盘算着买文具还是书本，其次才是糖果或小吃。记得有一次买的点心还是糖果，当时舍不得吃，准备作第二天早点，不料被老鼠偷吃，且衣服口袋被咬了一个洞，真是后悔不迭，从此后，不再在口袋里放东西了，可谓囊中羞涩无钱物矣。

到西安上大学后，口袋中的零花钱也极为有限，恐怕数量连如今的小学生也要笑看。记得当时按照每个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评定助学金，我获得了二等助学金，一月19元5角，大一至大二，我一月的伙食费仅用掉15元左右，所余的四五元，还可以买些书本，《现代汉语词典》和十几册的《辞海》分册就是这样用零花钱一本一本买的，好在那时的书价低，一本书仅一二元，
《现代汉语词典》也仅5元4角。从大三起物价有所上涨，助学金仅够伙食费，零钱的主要来源断了，为了买老师所要求的学习参考书，不得不从亲友处借钱。除了买书本，整个大学生活期间还买过一只十几元的手表，配过一幅几元钱的眼镜，几乎再无别的消费。至于如今大学生享用的手机和电脑，那时还没有呢。

工作之初，虽然有了工资，但一月48元5角的实习工资往往入不敷出，除了添置必要的生活用品，还要买些工作用书，记得工作半年后想买辆自行车，却迟迟攒不够钱，无奈竟于春节探亲时向母亲张了口，于是母亲把我给她的孝敬钱又资助了我，事后自己感到汗颜，惟有加倍孝敬母亲心中才好受了些。那时月初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不到月底就花完了。到结婚时，尽管已工作三年有余，但存款少得可怜，购买了些简单家具和生活用品就所剩无几了，待客的钱还是借的。那时，父母供弟妹读书，经济仍然紧张，因此结婚时也没有资助什么，至今妻有时还耿耿于怀。每逢妻埋怨时，我便模仿原苏联影片中的人物说道：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资渐涨，我业余写作也开始有一些稿酬收入，不仅有了存款，而且口袋中的零花钱也慢慢多起来，既陆续置办了家电用品，也买了一些基本用书，但手头依然不太宽裕，大部头的书，如59元的缩印本《辞海》，还是用挂历换来的。不管怎么说，口袋还是有钱了，标志之一就是有了钱包。自从有了钱包，闲暇时翻翻钱包，点点钞票，开支有了计划，没有计划不行啊，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给老的看病买药，供小的上学读书，还有其他开支，不计划行吗？好在有贤内助，妻总理家务和财务，一个月的花销多少，她宏观控制着，我除给老人买药，给我和孩子买书，其他开销很少。因此，经济头脑也不强，远不如写作所需的形象思维发达，也许经济头脑不强，也许心不在焉，我没有记得买过钱包，先后用过的几个钱包几乎都是妻友送的，如近一二年用的钱包是妻用过的。前不久，当妻要送其外甥一个钱夹时曾问我需要否？我未加思索地说无所谓。但当日送走赴京上学的女儿后，若有所失的我眼见妻将漂亮的钱夹送出去时，不禁惆怅有加，是否与出差时给女儿买过一个华丽的钱夹有关，或许睹物思人，久而久之，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以致日前凭卡购物时买了一个钱夹，这一罕见的举动连自己也吃惊。莫非心理不平衡，或缺啥想啥，我想心理素质不至于这么差吧；莫非老夫卿发少年狂般的受时髦青年影响，摆阔耍派，我想也不至于如此不成熟吧；莫非政府提倡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或节约型社会，我这为民的以钱夹珍藏父女之情或收藏人民币要做节俭的模范，思来想去似乎是又好像不全是。

古人常言道：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自古文人清高不言利，我这半拉子文人也曾斥于言利，不屑金钱。但市场经济下，人们的观念在改变转化，连亦官亦文的贾平凹也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金钱是无罪的，君子爱财，只要取之有道，何尝不可呢？鲁迅先生之所以晚年***文坛，无所顾忌地以笔战斗，是因为他有***的经济，不仅靠稿费支撑家庭经济，而且可以辞职居家安心创作；刚去世的巴金先生一直不领工资也是因为他有丰厚的稿酬过从容的生活。而吾辈芸芸众生要不重蹈拉娜出走后的尴尬和孔乙已的酸腐可笑，就要注重经济，在打好生存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张扬个性，实现自我价值，这恐怕也是以人为本的小康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吧。